摘要：近代中国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既是其腹地的货物、人员流动的枢纽，具有连接腹地各地的区域特征，也是其腹地与海外产生联系的门户和中介之地，具有连接海外各地的跨区域特征，其发展以一种具体历史进程的方式，将“区域”和“国别”两个学理性范畴很自然地联结起来。近代闽粤人群的区域国别认知，使他们在参与通商口岸都市化及城市空间再生产的过程既发挥作用，又受到影响。对他们而言，区域国别可以是生产、经营上的意义，也可以是其本身及家族不同成员跨区域、跨国日常生活上的意义，而像汕头这样的近代通商口岸，正是他们为适应不同区域国别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环境而开展投资经营活动和跨国实践的重要场所。这一方面赋予了近代通商口岸新的商业、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意义，也强化了通商口岸成为都市侨乡的地方感和区域国别特征。
关键词：通商口岸；区域国别；汕头；城市空间
“区域”和“国别”是较常用的研究手段和分析框架，两者虽然具有不同的内涵，但也存在一些重叠之处。作为人文地理单位，“区域”由人的活动构成，同时也因人的活动而发生变化。因此，如何看待“区域”，自然要视乎人的活动和认知而定。随着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形成，国别的分野开始在人的活动中产生重要影响。在不同的人看来，区域和国别可能具有不同的意涵。对于当代研究者而言，按国别分类是常用的研究方法或视角。从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区域既有属于民族国家范畴之内的区域，也有属于民族国家范畴之外的区域。在国别方面，既有以美国为主导的区域研究范式，也有以中国为本位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指涉。研究者有自身的身份认同自然无可厚非，中国的区域研究强调从中国的视角出发更是现实所需。然而，在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的活动以及他们对区域和国别的认知同样值得我们重视。程美宝指出，“长期以来，从华人的视角出发，‘华南—南洋’自成一域，闽粤人群活跃此间，不会时常感受到现实的异邦或己国的存在，自身亦会藉着文字、礼仪和宗教在所属社群中建立对‘中华’的认同”。
从地域社会传统角度考察人群长期形成的区域国别认知，并不意味着淡化历时性的变化，譬如闽粤华人有关“区域”的这种认识，在近代随着中国通商口岸的开放也产生了变化。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因条约而开放的通商口岸，成为沟通海内外网络的重要节点，通过这些节点，中国沿海地区与海外各地在人员、物资、信息等方面的联系变得极为密切。更重要的是，闽粤华人直接介入了通商口岸近代都市化的建设历程，他们的区域国别认知在其参与城市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既发挥作用，又受到影响。就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生活在闽粤地区的人群而言，他们很容易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与海外世界紧密联系的网络之中。可以说，近代通商口岸的发展，以一种具体历史进程的方式，将“区域”和“国别”两个学理性范畴很自然地联结起来。近代闽粤人群对于区域的认知，超越了国别的界限，这种特别的国别区域认知如何在近代以来通商口岸的历史中呈现，通商口岸的社会文化又如何受到这种区域国别认知的影响，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基于跨地域人群这种特别的区域国别认知，本文试图以汕头为中心，探讨近代时期亚洲区域网络内通商口岸城市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区域网络及其中的人群活动如何对城市的发展和演变产生影响。
一、海外贸易传统与跨地域人群的国别区域认知
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东南亚各地延续了早已存在的贸易往来。闽粤海商集团的崛起，推动了15世纪初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初步形成。与此同时，由于明王朝的海禁政策而滞留在东南亚新兴贸易港口的中国商人群体，成为当地港口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的经贸活动也增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地的联系。
16世纪中期以后，明王朝放宽海禁政策，允许海商从福建漳州海澄出洋到东南亚各地，这些海商以海澄、澳门、马尼拉、长崎等中继港为据点，足迹遍及菲律宾群岛、文莱、苏碌、摩鹿加以及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将贸易圈扩大至东海、南海全域。
17世纪中期，清廷采取“坚壁清野”的迁海战略，以求断绝沿海民众和郑氏政权之间的联系。到了17世纪80年代，由于货币金属的需求、人民生计的考虑以及财政上的理由，康熙皇帝下令开放海禁，至鸦片战争爆发前，清王朝的对外贸易基本形成了西洋来市、东洋往市与南洋互市的特征，尤其是其中的南洋互市，大量中国式帆船穿梭于南海各地，中国商人几乎成为这片海域的主导人群。通过频繁的海上贸易活动，中国商人得以建立较为完整的贸易网络。大部分来自闽粤地区的中国人，不少聚居在西方人掌握的港口城市，如西班牙掌管下的马尼拉和荷兰人建立的巴达维亚。
17世纪至18世纪，中国的海外移民对东南亚的农业开发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爪哇岛较早地出现了中国人管理的甘蔗田，在此之后，爪哇东北部发展出由中国人经营的糖业。1740年至1840年，中国南方商人、矿工、工匠、造船匠、农民等有力地开拓了东南亚的经济边疆，这一百年的东南亚如今也标志为“华人世纪”。
然而，这些居留海外的中国人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相反，明清时期官方并不同意自己的子民移居海外，未随船返航而居留异邦者往往被视为天朝弃民。居留在海外的中国人，虽然能接待中国来访的商人，但他们却不能轻易回国，更得不到来自官方的支持。可以说，明清时期中国人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本身是跨越“国家”界限的，他们所认知的区域也随着他们的商贸网络的延伸而得以扩展。
值得注意的是，那个年代人们对“国外”的认识与今天相去甚远，如当时居住于中国沿海港口城市的闽南人，他们以方言为纽带构建合作网络，他们所关注的是某个地方能否做大生意，而并不太在意那个地方在国家疆界的内与外。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传统、迁移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商业贸易网络，为近代以来广东、福建两地的百姓向海外移民及其社会网络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同其他移民活动一样，中国东南沿海向外移民也受到包括移出地推力和移居地拉力在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既有移民网络的存在则提供了便利的基础。19世纪中叶以后，广东、福建地区经由香港、厦门、汕头的海外移民数量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地区具有长期移民和与外国人交流的传统，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联系和网络，这些联系和网络使他们能够利用不断变动的太平洋经济所带来的机遇，并形成了应对经济变动的经验和手段。中国传统的海外移民模式，依赖于前人构建的商贸模式，一些商贸网点在移民网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移民网络一般由具有共同方言、共同血缘宗亲及同乡地缘的关系构成。这种模式随后受到了洋行的挑战，后者建立了由他们直接主宰的移民网络，他们直接进入中国招募、运载和雇佣华工。19世纪下半叶，中国海外移民从厦门出发前往南洋各地的有137万人，从汕头出发的约有150万余人。这些移民大量涌入东南亚各地，使海外华人社会进一步扩大和复杂，且出现多元的分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在某些方面仍延续着明清时期的传统。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是按照一套基于亲族、籍贯、方言、宗教信仰之类的标准建立起来的。这些标准也成为海外华人构建社会组织的基础。早期的海外华人由于在侨居地受到各种限制，他们往往组织地缘性的会馆、血缘性的宗亲会、业缘性的行会，这些组织都有着浓厚的地域性色彩。如英属马来亚早期华人社会历史发展的典型特征和动力之一，便是以方言和“帮”相互依托的华人秘密社会与其他社会经济组织。这种特征也影响了后续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当19世纪下半叶大量移民涌入之后，东南亚各地原先已经“克里奥尔化”的华人社会未能将其完全吸纳，这些新移民构成了与原乡维持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这不仅强化了他们的侨居心态，也促使他们更趋向于保持自身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新旧移民基于原乡文化认同和社会联系构成的空间样态，也是一种“国别区域”的表现形式。
与此同时，新兴轮船航运业的发展，一方面使得人员和信息的流动更为方便和迅速，一方面使得新移民寄回家乡的汇款及其与家人的通讯更加安全和便捷。这些人员和信息的流动，以及汇款的流通，也明显地受到地缘性、血缘性、业缘性等地域性组织的影响。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些地域性因素的影响之下，跨地域、跨国界之间的交流得以更好地实现。随着各方面交流的日趋密切，其范围和网络进一步强化和扩大，这不仅重构了海外华人社会，同时也使移民移出地的闽粤地区形成了侨乡社会。
作为经营华侨汇款的主要金融机构，侨批局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人聚居地和国内侨乡地区大量出现。例如，据1946年的调查统计，潮帮侨批局在海外有451家，分布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在潮汕地区则有131家，遍及各县及其下属乡村。由此可见侨批业空间分布之广及覆盖面之全。侨批局的营业范围具有显著的地方性特征。不管是东南亚的侨批局，还是中国国内的侨批局，皆按国内的地域特征分为潮州帮、梅属帮、琼州帮，以及福建帮几大帮别，各大帮之后又按国内的县份划分为若干小帮，各帮侨批局的业务范围皆以本县本乡为主。这些以特定区域为营业范围的侨批局，带动了资金和信息在国内外之间的迅速流通，使分处国内外两端的海外华侨华人与家乡亲属得以紧密相连。这便是陈春声和戴一峰等学者在讨论侨批局时所说的“乡族纽带”和“地域性”，而这种建立在乡族纽带基础上的地域性商业特征，又恰恰是以跨地域的空间特征作为表现形式的。
在这种情况下，移居海外的移民可以说是家庭乃至家族在空间上的延伸，他们仍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国内的家族和家庭事务，而在海外出生的华侨华人在国内家乡亦有继嗣之权。此外，“两头家”的习俗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海外移民家庭的跨国性意义，他们深知自己的生活横跨国内外两地，他们在两地所组建的家庭，不仅是其国内家庭在国外空间的延伸，也可以是其国外家庭在国内的重叠，他们在国外出生的儿女，也有不少回到国内生活并接受教育。以上这些情形，无疑反映了具有海外移民的家族和家庭在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的跨越区域国别的实践。
除了家庭和家族事务，许多海外移民还广泛参与侨乡社会的地方事务，他们在侨乡的交通运输、市政建设、新式教育等公共事业的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侨乡社会的国际化和地方化。这在广东、福建两省的通商口岸和市镇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晚清民国时期汕头大峰祖师信仰的普及以及存心善堂的运作，不仅呈现了海外移民与原乡地域社会的互动，更体现了具有跨国活动性质的华侨和商人在侨乡的社会事务和公共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及他们在地方社会权力格局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可以说，通商口岸作为区域网络中的重要节点，是海外移民出洋和归国的必经之地，既为他们提供了移民的必要条件，也成为他们投资、消费、参与公共事务等多项跨国实践的重要场所。在此过程中，近代通商口岸在区域国别中的地位和意义也得到进一步彰显。
二、近代通商口岸经贸活动的区域国别特征
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虽然使广东、福建两省的华商活动范围以及地方百姓的认知范围扩展至南海各地，并促使航行于南海各贸易据点的中国式帆船织就了华商的网络，然而，彼时的商贸往来和人员流动，仍受限于季风的交替，其规模还较为有限。跨越区域国别的活动和认知，基本局限在与商贸活动相关的人群当中，其影响并不广泛。
19世纪以后，西方各国加大对东南亚殖民地的开发。由于当时西方各国禁止黑奴贸易，殖民地开发者转而向中国寻找劳动力。他们最初只是在沿海地区劫掠人口或非法招工，后来借由战争使其在中国招募劳工合法化。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由于战败被迫割让香港和开放厦门、汕头等通商口岸，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大规模的海外移民运动。大量移民经由香港和厦门、汕头前往海外各地和往返国内外之间，一方面促进了这些港口城市的发展，一方面也加深了原先的区域国别之间的关系，拓展了移民流动空间的区域范围。
香港作为“自由港”，对近代通商口岸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香港在开埠初期发展有限，仅是作为规模不大的货物转口港，尚未发挥出洋港口的作用。淘金热开始之后，香港一跃成为重要的旅客转口港，逐渐成为全球移民中心，涉及移民、金融、汇兑、信贷等方面的制度和机构逐步建立并完善。此后，香港成为重要的移民、贸易的中途站乃至亚洲金融中心，其经济动向与中国，尤其是华南地区密切相关。冼玉仪通过对香港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中介之地”的概念，用以概括包括香港在内的这类出洋港口、中转站以及移民工作和居住之地，因为它们是人和资金、货物、资讯等等往来流动的枢纽，各类具有跨国性质的社会网络在此并存、重叠，在移民过程中发挥了左右大局的作用。这里的社会组织不仅为移民提供各种服务，如住宿、职业机会、财政援助、宗教活动等等，往往还决定了航运路线、汇款渠道、货物和文化产品的市场、资金来源以及投资地等。
汕头虽不是香港那样的自由港，然而，汕头的开埠促进了韩江流域地区与国内外各地形成广域的贸易关系。汕头成为了区域内货物、资金的枢纽，同时也是移民移出的原乡与移居地之间的中转站，且与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全球移民中心紧密相连，为移民提供包括住宿、就业、贷款等多种服务，也为移民及其家属提供汇款的服务。
汕头开埠以后，其商圈范围得到扩大，除了韩江流域地区以外，如国内江西的南昌、瑞金、赣州，福建的连城、建宁，湖南的长沙，几乎都在汕头的商圈范围之内。在贸易方面，汕头的进出口市场范围在国内主要包括北方的牛庄、天津、烟台，长江中下游的上海、汉口、镇江，东南沿海的宁波、厦门、福州、广州、琼州以及台湾各港，在境外则主要有香港、新加坡、马来亚、泰国和越南，以及英美等地区和国家，在这些范围中，输入地以香港为主，新加坡次之，越南、泰国等国又次之，输出地以新加坡最多，香港、西贡次之。与国内各地的贸易，输入地以上海、烟台、牛庄最多，天津、厦门、福州次之，输出地以上海占最大部分，厦门、福州、宁波、天津等地次之。汕头与这些地方的联系，显示了汕头作为网络节点的重要作用，而对于韩江流域而言，汕头促进了该地区小区域内的城乡在空间上的连接，并通过汕头与海外产生联系。相比于货物的流转，韩江流域地区的海外移民更体现了汕头在区域国别中的重要意义。
经由汕头出洋的海外移民主要来自其腹地的潮汕和梅州地区，主要包括潮安、潮阳、澄海、揭阳、饶平、惠来、普宁、丰顺、陆丰、海丰、兴宁、蕉岭、梅县、诏安、大埔、永定等县。这些地方的移民出洋主要包括由客头招募、由洋行招募以及自行移民几种方式。一些与移民相关的机构和行业也纷纷在汕头设立，如汽船公司、船头行、客栈、客头等等。
汽船公司经营轮船航运，其代理店大多数是在汕头的洋行。船头行是汽船公司与旅客和货物之间的中间商，其经营者大多数是汽船公司及其代理店的买办。船头行主要出售船票，通常在汽船公司及其代理店收取船费的百分之五再额外加价一至二元出售船票，或包下船舱、旅客数以发行船票，有时直接将船票售予移民或转交客头代向客栈推销。客栈和客头在整个移民过程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客头与客栈关系甚为密切。一般而言，每一个客栈有固定关系的客头，多至数十名，少至二三名；客头通常在其故乡招募为谋生而准备开始迁往海外的移民，引导这些移民前往东南亚各地，并为他们代筹旅费、垫付安家费或寻找工作；客栈则通过与客头的密切联络为移民提供住宿，收取住宿费，有时也先从船头行处购得船票再加价三至四元卖给客头，而移民的住宿费和零用钱有时也由客栈垫付，或由客栈借款给客头，每四个月和客头进行结算并收取一定利息；客栈中有和客头共同投资分担客头业务者，也有客栈兼营客头业务者；在融资经营客头业时，客栈背后往往有船头行的支持，包括包船费和长期借贷等等；客头在汕头约有八百多人，客栈在汕头约有六十多家，主要为嘉应州、大埔、丰顺等地的移民提供住宿，汕头的客栈经营者多为客家人。这些移民机构和行业的存在，使汕头成为这一时期韩江流域地区向海外移民的重要节点，它们之间的协作和联系，一方面扩大了移民的规模并改变了移民的性质和方式，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汕头通商口岸的发展。
如上文所述，19世纪中期以后的新移民，与家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的还频繁往返海内外从事商业活动。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在侨居地赚得的钱寄回给留居国内的眷属，与他们互通音讯。经营这些汇款和家书的是与移民密切相关的侨批业，其发展进一步加强了汕头在区域国别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南洋寄回国内韩江中下游地区的侨批，包含批款（汇款）和批信（家书），在批信通过近代邮政系统寄往国内的同时，批款则通过比较复杂、曲折的寄送途径，经过不止一次的外汇兑换和结算，期间还可能转换为贸易资金、金融资金、投资等多种可被利用的形式，其后再到达汕头的侨批局，最后由负责派送的批局将侨批送到移民在国内的家属手上。在此过程中，香港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香港是南中国的汇兑中心，经由香港处理汇款可以获取较大利益，不少侨批局委托香港的客栈、银号、南北行代为办理汇兑，一些大的批信局更在香港设立处理汇款的中间店。
这种汇款方式既与侨批业本身的经营方式有关，也跟汕头与海外的贸易和汇兑网络有关。经营侨批业的商号，大抵兼营其他生意的，甚至有时侨批业只是其附带的业务。一些商号除了经营侨批业之外，还包括贩卖农产物、经营棉布类产品、批发化妆品和杂货等等，他们有的以中国为据点，在南洋各地设立分店或代理店，也有以南洋为据点而在中国各地设分店和代理店的。在各类商号的经营下，货物的流转与资金流转及汇兑关系密切相关。汕头的进口货品大多数购自上海和香港，而出口的土产多运销南洋各地，同时南洋各地的产品亦以香港为销售综汇之地，汕头、香港和南洋各地的汇兑则因此形成了反方向的三角关系，即南洋各埠将资金汇还给汕头的商人时，常支付香港的汇票以清账，而香港的汇票也多由运销南洋各地的出口商转售给银庄，再由银庄出售给进口商。作为韩江流域地区枢纽港的通商口岸汕头，是该地区与香港和南洋各地贸易的重要节点，它在贸易和汇兑网络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世界各国的轮船公司纷纷在汕头、香港之间开辟往来航线，这一航线带来的商业利益巨大，也引起了中外各航运公司在货运、客运上的经营竞争。例如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共同作用下，汕香航线的客票价格曾出现较大波动。对于汕香航线兴起的机缘及客运价格竞争的成因，黄晓玲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讨论。她认为，自欧战结束，英美德等航运强国的轮船从战场上强势“回归”，积极发展造船业，战后欧美经济的反动，使得欧美各国内商品需求下降，造成货运上供过于求，客运的经营反而势头向好，客运业遂成为各国航运业争夺之重点。在广东省内，潮汕地区政局动荡，战火四起，当时陈炯明有意经营与港英的关系，汕头地区反而与香港联系更密切。19世纪末东南亚等地的排华行动，向世界更大范围扩展，导致了国外新移民法令的实施，特别是对护照使用的新规定，限制了潮汕地区华工的直接输出，香港的中介地位由此更加凸显，其在招募华工出洋、回国方面的便利性被拔高。多方因素的作用共同推动了汕香间航运客票的连续波动。
通商口岸经贸活动的区域国别特征，还体现在口岸与腹地的人群迁徙及资本、信息的流动中。汕头与其韩江流域腹地各县的买卖的双方，既通过汕头输入国外货物，也经由汕头将各县的土产销往国内外各地。汕头腹地各县的海外移民，既通过汕头搭乘轮船前往海外各地，也经由汕头返回家乡，其寄出的汇款和家书也经由汕头送达家乡的亲属。腹地的人口、资源和文化也随着这种交互过程被牵引到通商口岸的城市营建和社会构建中，贸易网络、移民网络、金融网络在汕头重叠与交织。货物、人员和资金的不断流动，也加强了区域国别中的交流与联系，甚至进一步扩大了区域网络。流域空间多重网络中货物、人员和资金的流动，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不同的要素沉淀在汕头这一通商口岸的发展中，可以说，流域空间的区域国别特征，进一步塑造了汕头的都市化景观。
三、通商口岸都市化营建中的区域国别景观塑造
如上所述，近代通商口岸本身具有不断变动的区域属性，它可以是腹地流域内的一个港口城市，在近代城市化进程中成为城乡移民迁移的终点站；它也可以是一个与世界连接的通商口岸，成为腹地海外移民通往外部世界的起点，也是他们回国的第一站；它还是一个桥梁，将其腹地的区域与海外更广阔的地域联系起来，它既连接着区域与国别，也处在区域国别之间。这种区域国别特征，随着不同人群在通商口岸城市中的活动而逐渐沉淀下来，并反映在城市内部空间之中，包括城市的街区构成、人群分布、建筑景观，乃至城市中的权力结构、社会样貌乃至人居环境。
汕头开放通商以后，西方各国的势力相继进入。英国、美国、德国等各国商人开始在此经营开办洋行、经营船务、贸易以及招募移民等业务。这些洋商的国家政府，如英、美、法、德、日、挪威等十几个国家亦先后在汕头埠及其旁边的碕碌和对岸的礐石等地相继设立领事馆。早已在潮汕地区传教以及筹划开辟传教领地的传教士们，也在汕头及其周边开展传教活动，并建立教堂、创建医院。如美北浸信会传教士耶士摩，19世纪60年代末便在汕头觅地兴建教堂，其后又将兴建教堂之外的用地转为自己的地产，并经营地产事业。
在西方势力不断扩张的同时，中国本土商人也在汕头与他们展开角逐。在汕头开埠前夕成立的漳潮会馆，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漳州商民和潮州商民在此地平分秋色的区域贸易局面。此后，随着漳州商人在汕头逐渐式微，由潮汕商人组成的万年丰会馆成为此地最有势力的商业组织。万年丰会馆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以海阳、澄海、饶平为代表，另一部分以潮阳、普宁、揭阳为代表。与潮汕商民一样，韩江中游地区的客家人也开始在汕头发展势力。1882年前后，韩江中游的客家人在汕头设立八属会馆，该会馆属于广东的嘉应、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大埔、丰顺和福建的永定八个地区的商人、居民和回国移民，建造会馆的资金也由回国移民和在汕头的客家店主捐赠。除此之外，汕头还有广州地区商民建立的广州会馆，后来会馆附近还建有广州旅汕学校和广州旅汕女学两所学校。
这些洋行、教会教堂、会馆的存在，以及他们在汕头的分布，一定程度体现了汕头的区域特征、区域空间关系及其地方权力格局。1893年潮海关的汕头口地图呈现了当时汕头埠内部的空间关系，其中较重要的信息是绘出当时汕头埠南北两边分别分布着洋人屋宇和华人屋宇的信息（如图1所示）。图中标示为洋人屋宇的大多是各国商人设立在汕头的洋行及货栈，他们占据着汕头埠南岸靠近深水港之地，沿岸建造码头和货栈，几乎垄断了汕头港通往国外各地的轮船航运；标示为华人屋宇的主要位于汕头埠中部和北部，靠近与汕头通往腹地的内河航运，大多是本土商人的店铺。
漳潮会馆原本地处汕头深水港临岸，汕头开埠后洋行、传教士、本土商人相继填海造地，潮汕商人在新填地上建造万年丰新会馆，临近内河出海口及深水港航道。1880年代才开始发展势力的客家人，在当时并未占有汕头埠核心地区临近海岸的土地，而是选择接近碕碌的地方建造会馆。不过，不少客家人选择靠近各洋行码头的地段经营客栈，这是因为客栈与移民出洋业务密切相关，而客家八属地区与汕头相距较远，通常不能当天往返，出洋旅客往往需要在汕头等待船期。由此看来，汕头开埠之后，由于对外贸易和轮船航运迅速发展的关系，能否获得临海地段对于活跃于此的中外商人至关重要。洋人凭借条约之便，占据了汕头口岸临海的有利位置，潮汕商人也利用靠近汕头的地理优势在此地发展势力，开发西南面临海的核心地段，客家人需取道汕头与海外联系，但又深处韩江中游，未能占有汕头早期开发的先机。可以说，汕头口岸内部这种空间分布情况，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汕头与西方各国、腹地潮汕和梅州的区域空间关系。
虽然外国商人占有先机，但他们在汕头的发展较为有限。随着货物、人员、信息的流转，以及汕头在跨区域跨国界中的地位日益凸显，韩江中下游地区潮汕人、客家人以及他们前往海外的移民，将汕头作为他们生活和谋求发展之地。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汕头的城市功能日趋完善，逐步向近代城市转变。更重要的是，这些来自韩江中下游的人群本身便具有某种区域国别属性，他们的各类活动在城市空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各种要素，从而塑造了汕头城市的区域国别特征。
如上文所述，由潮汕人组成的万年丰会馆在汕头有较大势力，直至19世纪中后期已控制了汕头港贸易的一切细枝末节，甚至包括与“市政”相关的公共事务。20世纪以后，随着官方政策的改变，汕头的商业组织逐渐完成从会馆到商会的过渡，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汕头商会，仍与万年会馆相似，以海澄饶和潮普揭两派互争雄长。从1906年至1946年间，汕头商会的领导人基本由这两派商人轮流担任，他们经营的行业主要是汇兑庄和轮船行。汇兑庄是近代汕头资本最为雄厚的行业，运销业次之。此外，运销业还与侨批业、出口商、抽纱行，同为近代汕头的四大行业。这些由潮汕人主导的行业都与区域贸易和跨国贸易有关，主要分布于汕头“四永—升平”及其以北地段，它们的发展深刻影响了汕头西部和北部的街区样貌以及业态分布。如20世纪初，汕头出口商组织开发土地，建造大批货栈，发展到分为南商、暹商等公所。其中南商指的是将潮汕土特产出口到南洋各地的出口商，后来专营出口泰国的商号从中独立出来，成立暹商公所。这不仅意味着汕头出口行业的扩大，也意味着汕头与腹地及海外在物资、资金方面关系交流的加深，以及区域空间关系的变动。
在潮汕人掌握汕头商业话语权的同时，客家商人也参与到汕头的地方事务，尤其体现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如修建于1906年的潮汕铁路，从倡议兴建到投资建设，主其事者的张煜南和张鸿南兄弟，便是嘉应州的著名侨商；其次如福建永定县的著名侨领胡文虎，在汕头投资建有虎标永安堂制药坊及其营业部、《星华日报》报馆、虎豹印务公司，他还捐建了汕头医院、市立一中图书馆等一些早期现代化的市政设施。
虽然这些商人有潮汕地区和客家地区的地域之分，此外也还有广府地区的商人，不过他们的竞争、协作促进了汕头的迅速发展，他们的各类活动和资金加强，为后续汕头的大规模建设奠定了基础。
1925年以后，汕头为解决各银庄滥发纸币的问题，推行币制改革，实施保证纸币办法，其中要求发行纸币的银庄须有不动产做保证。这对于经营银庄并发行货币的潮汕商人来说影响甚巨，他们由此竞相投资汕头的地产事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潮汕商人具有密切的海外关系，不少银庄都有海外的分号或联号。因此，不少海外移民也趁机将资金投资于汕头的房地产。
与此同时，1926年以后，由于汕头市政当局城市改造计划的实施，以及潮汕和梅州两地农村治安不佳的缘故，大量潮汕人和客家人迁往汕头安家。其中不少殷富之人更是在汕头竞购土地，广建屋宇，作为安居之所和投资之用。当时汕头腹地的经济大多仰赖海外侨汇，这些殷富之人应该有不少是华侨家庭。除此之外，20世纪20年代末由于国际银价下跌，南洋华侨受金贵银贱风波的影响，也被迫将资本转移到国内，投资于房地产以便保值。韩江中下游地区旅居南洋的华侨，也利用已有的社会经济网络将资本转移至国内投资地产，以便规避风险。有趣的是，当汕头地方货币制度出现问题和时局不稳定的时候，韩江中下游地区的移民及其家眷多将资金转移至海外寻求保障。
随着城市规划的实施及地产市场的繁荣，汕头的房地产空间分布进一步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国别特征。在汕头核心区的“四永—升平”街区内，地产业主大部分来自于澄海、潮阳、潮安等地，与海外业务密切相关的汇兑庄、侨批局也大量聚集于此。这种情形一方面源于潮汕等地人士在汕头的商业活动和地产投资，一方面也基于汇兑庄和侨批局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外，侨批局的空间分布也与华侨地产存在部分的相关性，尤其是经营泰国侨汇的侨批局，其周边分布着大量泰国华侨的地产。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海外移民投资于汕头的房地产遍布汕头整个核心区，在空间上呈现总体分散、部分集中的特征。这些房地产的业主大多来自香港地区、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侨、归侨、侨眷，其中以香港地区、印尼、泰国占大多数，此外，还有少数业主来自越南、毛里求斯、英国、美国、加拿大、南非、澳洲等地。这些房地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呈现了不同区域、国家的人群在汕头城市内部投资经营的状况，而这些人群投资经营活动，也体现了通商口岸与海外之间的区域国别问题。
对于活跃于此的人群而言，区域国别具有两层含义。首先，区域国别有时候是生产、投资、营业的网络上的意义，比如与国内外不同地区的贸易、行情交换以及资金转移，这反映的是区域国别之间的物资、信息和资金的交流。其次，对于部分人群而言，他们本身，乃至其家族，具有跨越区域国别的属性，他们处在不同的区域国别之间，获得了不同的身份，而他们也利用跨越不同国别的身份，在不同的区域范围内，以及在不同的国家间游刃有余，一方面理解和适应他们所处的不同社会和环境，一方面去生活、经营和拓展自己的事业。可以说，正是通过这些人群的经营活动，通商口岸才凸显了其特有的区域国别意义。
结语
长期以来，华南地区与东南亚各地一直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对于活跃在南中国海的闽粤人群而言，华南和南洋自成一域。近代以后，随着中国被迫开放，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和香港成为了沟通海内外的重要节点。贸易的发展和出洋人数的迅速增长，不仅扩展了原先的区域网络，同时也使闽粤地区与东南亚各地进一步形成了紧密的移民、商业、金融等多重跨越国别的网络，闽粤地区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海外贸易传统以及跨地域人群的国别区域认知，造就了通商口岸时代特质化的“国际贸易”形态。通商口岸和南中国海周边地区各港埠的新旧移民社会，基于原乡文化认同以及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交织而成的空间关系，塑造了各个区域的跨地域、跨国别社会形态。
闽粤侨批业及相关的金融汇兑业的经营方式，促使货物和资本在区域和国别中的流动呈现出双向乃至多向、交互并且叠合的空间特征，并催生出香港作为活跃的亚洲金融汇兑中心的兴起。这是近代中国东南通商口岸历史变迁中的一个重要面向，也是近代通商口岸经贸活动的区域国别特征的集中体现。
近代通商口岸既是其腹地的货物、人员流动的枢纽，具有连接腹地各地的区域特征，也是其腹地与海外产生联系的门户和中介之地，具有连接海外各地的跨区域特征。不同的商业网络、贸易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以及货物、人员、信息在此汇集和分散，使近代通商口岸折射出不同尺度的空间关系。这些空间关系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这些通商口岸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以此为中心所形成的区域以及扩展的区域在不断变动，其空间关系亦随之而变。
通商口岸不仅是腹地土货输出的集中地，也是国内外进口商品的汇集地；不仅是移民出洋的起点，也是移民归国的第一站；不仅是海外侨汇和信息的集散中心，也是华侨的投资和消费场所。活跃于这些通商口岸的人群，他们的经营和投资活动与海外世界密切相关。对于他们来说，区域国别可以是生产、经营意义上的区域国别，也可以是他们本身，乃至家庭和家族不同成员跨区域和跨国实践上的区域国别，而近代的通商口岸，正是他们为适应不同区域国别中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文化环境而开展投资经营活动和跨国实践的重要场所。正因如此，近代通商口岸既凸显了其区域国别的意义，其空间内部也形成了独特的区域国别特征。
在近代通商口岸的都市化历程中，大量新式建筑、新的商业街区的营造，在视觉上最具冲击性，这批建筑有不少延续至今，为我们追溯都市景观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空间坐标。以骑楼兴建为例，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骑楼为南方地区许多城市开展市政建设时所采纳，并广泛运用于城市规划及道路建设。这些骑楼及骑楼街，大多分布于与华侨有关的城市和市镇。这一方面源于华侨为地方建设提供了直接性和间接性的资金，一方面也由于在华侨为民间带来了东南亚城市的思想观念和生活理念，一些骑楼的修建也在此影响下形成中西合璧的风格。
骑楼和新式马路的修造，是一种全新的城市地方感创造的空间过程，华侨及侨眷在其积极参与投资和建设的城市中生活、经营、消遣，赋予城市街区以新的商业意义、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强化了侨乡都市的地方感。当我们在区域空间观察人群流动的动向，由人群动向分析区域国别的交错，从区域国别的交错理解生活世界，就可以理解经历半个世纪变迁之后，通商口岸城市所呈现的貌似无地方性又具有时代性的都市现代化景观。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作者：谢湜，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欧阳琳浩，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
来源： 独立精神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