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屯堡史研究”（项目编号：23ZD252）阶段性成果。
屯堡的出现和中国古代的屯田有直接关系，用屯田来解决军队的部分给养，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汉代以来，各王朝就经常在边疆地区进行屯田，辽金以来屯田的区域由边疆向内地拓展，元明两朝在全国普遍实行屯田，达到鼎盛，清代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规模屯田也时有发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重大。在统治不稳定的时段，或者在面临军事防御压力较大的边疆地区，常常需要修筑堡寨以保护屯田，这种屯田和堡寨的结合就是屯堡。近代以来随着火器的广泛运用，屯堡的防御效果日渐衰退，这一军事防御性聚落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历史时期中国的屯堡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影响巨大，在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以及边疆、内地协同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至今，在西北、西南的一些地区仍有不少屯堡遗留下来，一些屯堡居民的后裔依然保留着屯堡人的祖先记忆和风俗习惯，特别是黔中地区的集中连片分布屯堡群，成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屯堡作为历史时期重要的军事聚落，历史学的角度是了解其原貌的根本理路。虽然学界已经在屯堡史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故本文拟对此问题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对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学界对于屯堡的专门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贵州地方史的探索。1986年，贵州安顺屯堡地戏走出国门，在法国巴黎、西班牙马德里的演出引起轰动，黔中屯堡文化也迅速受到学界关注。学界首先聚焦于屯堡地戏文化，进而对安顺屯堡人的来源进行了探讨。姜永兴《保持明朝遗风的汉人——安顺屯堡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认为，安顺屯堡人源于明初，当时为加强贵州统治，采取了“调北征南”“调北填南”的方式，调集大量赣、苏、皖、鄂、湘等地移民进入贵州进行军屯。迁入贵州后，由于其内聚力较强，形成了既不同于当地民族，又有别于后来之汉族的独特族群，故屯堡发展至今已有600余年。这种观点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如翁家烈《夜郎故地上的古汉族群落——屯堡文化》（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孙兆霞等《屯堡乡民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罗建平《安顺屯堡的防御性与地区性》（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对此，陈训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安顺屯堡与蒙古屯军》（《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通过梳理史料发现，安顺地区的屯田活动与屯堡营造始于元仁宗时期；屯堡人并非全是汉人，也有部分蒙古人。他的《安顺屯堡人主体由来新探》（《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不仅再次强调安顺屯堡始建于元代，还提出了更为大胆的推论，认为安顺屯堡人主体的祖先并非汉族，而是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若依此，则屯堡诞生至今有近700年。
需要注意，无论是明初说（600年说）还是元代说（700年说），都是基于安顺地区屯堡而言的。若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长河来看，屯堡诞生至今应已有二千余年。
（一）屯堡的发轫：两汉至隋时期。屯堡的产生与屯田密切相关，而屯田一般认为产生于汉代，此时虽然尚无“屯堡”之名，但一些屯田军事聚落已经具有屯堡的性质，故屯堡最早应可追溯到两汉时期，距今已有两千余年。早在民国时期，张君约《历代屯田考》（商务印书馆，1939年）、唐启宇《历代屯垦研究》（中正书局，1944年）就指出，屯田始于汉文帝时募民实边的民屯，军屯则开始于汉武帝时。这一说法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可，如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郭松义、张泽咸《中国屯垦史》（文津出版社，1997年）等均持此说。刘光华《论“徙民实边”不是屯田》（《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则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认为古代屯田有一套专门的管理系统，与民政系统具有一定差异，而秦代和汉文帝时“徙民实边”的性质是为了充实郡县，不能称之为屯田，真正的屯田应自汉武帝时开始。这一说法也被不少学者接受，如朱绍侯《两汉屯田制研究》（《史学月刊》2012年第10期）就指出，秦朝的“更戍制”、汉初的“募民实边”都不属于屯田。两汉时期在边疆屯田规模较大，除了城池之外，势必有不少屯军需要就近居住，生活在乡村。由于边疆地区较为严峻的军事形势，屯军居住的聚落也需要保护措施，文献中常有坞壁、营保、垒壁、保壁等名。这一类防御性聚落，虽无“屯堡”之名，但已有了屯堡的功能，目前在讨论军屯的相关研究中偶有提及，但尚无专论。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认为，坞壁是汉代烽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文献来看，坞壁不仅是烽燧，还有安置屯兵的功能，如东汉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所，皆作坞壁”（《后汉书·西羌传》）。刘华祝《试论两汉豪强地主坞壁》（《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指出，“垒”“壁”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战国后期至东汉时期尤多，属军队防御设施；目前最早“坞”的记载虽见于汉宣帝时的汉简，但坞壁在汉武帝经略边疆时就已出现，“坞”是用于守卫的小城，其中建有馆舍等设施，与“垒”“壁”的性质和作用相同，故“坞”与“壁”就联称了。东汉时随着军事斗争的需要,边郡地区构筑坞壁的情况已经很多了，并逐步引入内地。汤勤福《论秦汉聚落“里居”形式的演化及动因》（《人文杂志》2020年第10期）指出，两汉时期沿边民众为了防御外敌入侵，有依附于烽燧坞堡的情况，东汉初在沿边地区修筑防御性聚落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
三国时期屯田与军堡研究主要聚焦于曹魏军屯，涉及蜀汉、东吴政权的较少。赵幼文《曹魏屯田制述论》（《历史研究》1958年第4期）对曹魏屯田的历史过程、类型、阶段性特征进行了探讨，认为曹魏屯田是为了应对东汉末年战乱后农耕崩坏、军粮难以征收的困境，客观上对恢复严重破坏了的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利于政权稳定及军事力量的提升。陈家麟《曹魏屯田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从历史地理角度对曹魏屯田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探讨，将其分为设有典农官的屯田区、不设典农官的屯田点、军屯区三种类型，指出军屯主要集中于淮河两岸与东吴政权对峙地区。童超《论曹魏屯田的广泛推行与经营管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对曹魏屯田的类型和管理模式进行了梳理，从劳动者角度将屯田分为军士、田兵、军户、士家、新附人等类型。汪家伦《东吴屯田与农田水利的开发》（《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认为，东吴军屯体现了“全军皆农”的特色，凡有驻军之地即有军屯，重点则在长江防线一带。这一时期各地军屯之时是否筑有屯堡，仍缺乏讨论，但民屯则与坞壁联系密切，赵克尧《论魏晋南北朝的坞壁》（《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指出，三至六世纪战乱频繁，人们只得结成集团，屯聚筑坞作壁，且耕且战，形成坞壁与屯田的结合。日本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认为，中国的“村”字来源于“邨”字，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不仅坞壁据险筑垒，其他以“村”命名的也多营造堡墙，故常有“村堡”之称，分布广泛。
（二）屯堡的发展：唐宋元时期。唐宋时期，“屯堡”之名已经在当时的文献时常出现。如韩愈《送水陆运使韩约侍御归所治序》载，宪宗元和年间，据守单于大都护府故地的振武军粮秣补给困难，唐廷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陆运使办理此事，韩重华的策略是“请益募人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种百顷，令各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转而西，过云州，界极于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际，六百余里，屯堡相望，寇来不能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罢漕挽之费”（《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二一“序”，中华书局，2019年，第1028页）。《新唐书》载，唐宣宗时，党项羌寇边，令白敏中为司空、平章事兼邠宁节度使、招抚、制置使前往镇抚，白敏中剿抚兼施稳定局面后，“乃自南山并河按屯保，回绕千里。又规萧关通灵威路，使为耕战具”（《新唐书·白敏中传》）。从文中之意不难看出，此时“屯保（堡）”的含义与后来的屯堡已经相同。
学界对这一时期屯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北宋与西夏交界的边疆地区。杜建录《西夏沿边堡寨述论》（《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指出，西夏在衡山地区修筑堡寨，进行屯田，使党项羌人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半定居。刘建丽《北宋的秦州蕃部与堡寨》（《西北史地》1995年第1期）指出，北宋的边疆堡寨具有屯田的职能。吕卓民《简论北宋在西北近边地区修筑城寨的历史作用》（《西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认为，北宋在西北地区以城寨为中心，形成了边防戍军进行屯田、营田的自养基地。程龙《论北宋西北堡寨的军事功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进一步指出，北宋时期西北堡寨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防备西夏进犯，屯田、护耕和疏通粮道的功能更为突出。魏天安《宋代弓箭手营田制度的兴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指出，北宋在西北地区设置堡寨、招募弓箭手营田的做法规模大、分布广、历时长，意义重大。杜林渊、张小兵《陕北宋代堡寨分布的特点》（《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指出，北宋朝廷为了解决陕北大军的粮食补给困难问题，在边地大兴屯田，其间多筑堡寨，为屯田提供了屏障。
元代是中国屯田史转型的重要时期，国庆昌《元代的军屯制度》（《历史教学》1961年第11-12期）指出，蒙（元）的军屯制度在进入黄河流域前就已开始，在忽必烈时期达到顶峰，其一大改变就是无论边疆、腹里皆置屯军。何天明《元代屯田若干问题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认为，元代的屯田除了军屯、民屯外，军民合屯现象也较普遍，屯田制度吸收了辽、金、宋多类型，故而取得了空前成功。在一些边疆地区，如云南、贵州等地，修筑屯堡的记载不少，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屯堡的鼎盛：明代。明代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卫所，实行军屯，使屯田活动达到历史鼎盛期。故此，关于明代屯田的研究最为丰富。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对明代军屯进行了综合性研究，至今仍是该领域的重要代表作。王毓铨认为，中国的军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汉至宋几乎全在边镇，以局部驻防军兼营屯种以满足局部需要；辽金至明时期则发展到全国。明朝的军屯制度实际上是沿袭于元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改进而成，成为中国军屯的鼎盛时期，无论是军屯的范围、规模，还是制度的完备性，都远远超过了元代和元代以前的屯田制度。李龙潜《明代军屯制度的组织形式》（《历史教学》1962年第12期）指出，在边疆地区进行屯田，为了避免引起边衅和免遭掠夺，一般都会修筑屯堡，划定范围进行屯种。明代屯堡分布的范围非常广泛，史料也很丰富，故而引起相当多的讨论,相关研究在下文讨论屯堡空间分布时再述。
（四）屯堡的转型与新设：清代。明中期以后，军卫屯田逐步衰败，至明末已难支撑国家戍防体系，清初撤销卫所后，军卫屯田失去制度支撑，前设之屯堡逐步民化。郭松义《清朝政府对明军屯田的处置和屯地的民地化》（《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4期）认为，屯堡民化的过程始于顺治后期，至康熙中期已基本完成。顾诚《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认为，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延续说明了卫所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而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军事组织，卫所官员由世袭制向任命制转变后内部逐步“民化”，并最终在改卫归县中消亡。毛亦可《论明清屯田的私有化历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2期）指出，明清原以国有制为特征建立的卫所屯田所有权，在清雍正年间伴随着卫所归并州县的浪潮而转为私有制为主了。肖立军《明代军屯处所及管屯公署探略——兼谈清代卫所与屯所关系及变革大势》（《史学集刊》2019年第5期）指出，卫所并入州县后，屯堡融入当地的里甲村社，其军事职能丧失，纳粮也与普通百姓类似。尽管大多数屯堡在清代演变为普通聚落，但仍有一些保存下来。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在一些新的区域还重新修筑了屯堡，如新疆、甘肃及湘黔“苗疆”等地，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这些对于屯堡的专门研究，大多是基于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的探索，故而在历史溯源的过程中，也只是追溯现存屯堡如何而来，而非对历史上的屯堡进行完整的史学考察而得出的结论。若从历史长河来看，屯堡的分布范围要远比现存广大得多，几乎可以涵盖整个历史时期的边疆地区，这一问题在一些研究中已经有所涉及。
（一）屯堡在贵州其他地区的分布。明代屯堡在贵州的分布不仅仅局限于黔中地区，而是在整个贵州卫所设置区都有分布。明代的贵州虽然实现了由羁縻而治或数省分治向独立设省的过渡，但军事防御压力仍然很大，军队粮秣供给困难。为此，明廷一方面规定湖广、四川等地须调粮协济贵州，将贵州境内的平溪、清浪、镇远、偏桥、铜鼓、五开“边六卫”隶于湖广都司，还下令各卫广行屯田。有明一代，贵州都司辖下卫所屯田科粮的数额一直远远超过布政司系统征收的税粮（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编著《贵州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因此，明代贵州军屯的分布非常广泛。由于军事防御形势一直较为严峻，屯堡的修筑也成为常态，构成军事戍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权《明代贵州军事戍防体系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清代贵州大部分卫所屯堡逐步民化，不少向普通聚落演变，但在新开辟的黔东南“新疆六厅”，清廷在平定包利、红银起义后，设立了古州左卫、古州右卫、台拱卫、八寨卫、黄施卫、凯里卫、清江左卫、清江右卫8卫，安设屯堡127座、屯军9339户；在黔东北松桃厅，嘉庆五年平定白老寅起义后，也设立了石岘卫，设屯堡8座，屯军有400户（罗权《从线性防御到网罗全省：清代贵州军事地理格局的调整与完善》，《历史地理研究》2023年第4期）。屯堡的设立和屯户的进入，以及随之而来的自发性移民“客民”的不断涌入，形成了该地屯、客、苗相互混杂并存的局面，改变了黔东南地区的人口格局（苏金花、蓝迪《清代黔东南“苗疆”六厅人口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4期）。
（二）屯堡在南方其他省份的分布。明清时期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分布区设立卫所、实行屯田之时，多伴随着屯堡的营造，其范围除了贵州外，已有研究表明在云南、四川、广西、鄂西、湘西等地也有分布。四川、云南曾是屯堡的重要分布区，至今云南宣威、四川冕宁等地仍有活态屯堡人群及典型聚落（吴建勤、陈芊芊、连彬《西南地区传统汉族民居文化变迁研究——以滇东、川西南、黔中屯堡为例》，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年）。龙圣《四川安宁河流域的屯堡文化》（《寻根》2011年第2期）也指出，明代安宁河流域曾有5卫、8所、7关、54堡、72屯的军事格局，至今该流域仍有不少屯堡人村落，无论是族谱、祖墓还是祠堂，都保留着明初移民于此屯田的祖先记忆，服饰和习俗也有别于周边民族。
屯堡在湖南、湖北也有分布。明代在鄂西南设立施州卫，其辖下各所的屯田与土司辖地插花而处，防御形势紧张，故营造寨堡是进行军事管控的重要手段。这些寨堡见于记载的有19处，记载较详的南坪、召化与红砂等堡除了要控制交通要道、防御土司侵扰编户外，进行农业生产也是其重要职能（周妮《羁縻州与土司之间——宋明时期施州寨堡的设置与区域治理》，《宋史研究论丛》2023年第2期）。明朝在湖南与两广交界的南岭地区所设之卫所辖有不少屯堡，如宁溪守御千户所就辖有5个，其“九所各户”“八兄屯业”的记忆传承至今（谢湜《“以屯易民”：明清南岭卫所军屯的演变与社会建构》（《文史》2014年第4辑）。清代在湘西地区改土归流后，这一地区也成为重要的屯田区域，修筑有屯堡151座（石邦彦《清代湘西苗区军事建筑设施考》，《民族论坛）》1990年第1期）。乾隆五年清军平定湘南一带的反清起义后，还在城步、绥宁二县设堡卒屯田，延续至清末（潘洪钢《乾隆朝湖南城绥地区堡卒屯田述略》，《吉首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设置兵堡、招募狼兵、编立甲籍、以耕代戍是明中后期广西军事体系的重要内容，营堡是明中后期广西耕兵戍守、耕田的重要依托，故不少史料对耕兵数及田额的统计，是以“堡”为单位的（任建敏《“在在皆耕兵”:明后期广西东部耕兵体系的形成》，《贵州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明代的堡兵制度在清代并未完全废除，一部分堡兵仍然通过“清查造册”“另立军田户名”“给予印照管业”“承田充兵”等政策得以延续，直至民国时期才正式废除（任建敏《兵民之间：清代广西堡兵制度的因革与调适》，《清史研究》2023年第6期）。
（三）长城沿线地区。长城沿线作为农牧交错地带，历代为中央王朝和北部游牧政权争夺的焦点地带。自汉代以来，中央王朝除了修筑长城外，组织屯田、修筑屯堡也是稳定北部边疆地区的重要策略，明代依然如此。明代除了再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外，还营造数量庞杂的城、寨、堡，遇敌则战，敌去则耕，以为长久安边之策，形成“九边”立体防御体系，是屯堡集中分布的主要区域之一。肖立军《明代屯堡分布密度及修建规制浅探》（中国明史学会、北京十三陵特区办事处编《明长陵营建6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指出，明代军事屯堡主要分布于北方长城沿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东南防倭地区三大地区，长城沿线地区分布最为集中，一镇之内屯堡常达五六百座。张萍《谁主沉浮:农牧交错带城址与环境的解读——基于明代延绥长城诸边堡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指出，成化年间，为改变“土木堡之变”后蒙古南进的巨大压力，明廷令余子俊在榆林地区创建镇城，大修长城、堡寨，兴修屯田。彭勇《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以边操班军的演变为线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在对宣府、大同二镇防御体系的探讨中，对城堡防御和屯田的交互影响进行了探讨。谭立峰《明代河北军事堡寨体系探微》（《天津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指出，明代在长城沿线的屯田与河北、山西一带堡寨聚落的形成有重要关联。王琳峰、张玉坤《明长城蓟镇戍边屯堡时空分布研究》（《建筑学报》2011年增刊）认为，蓟镇的长城内外，为保护屯田的军户和民户修筑了大量的屯堡，共有营城44座，堡寨102座，“有警则入城堡，无事则耕，且耕且守”，成为维护边防的重要策略。刘建军、闫璘、曹迎春《明西宁卫长城及军事聚落研究》（《建筑学报》2012年增刊）指出，军屯聚落在西宁卫的防御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仅万历元年就修筑了堡寨134处，沿长城主线呈半圆拱卫状分布。赵现海《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在时间、空间层面从地缘政治史、区域社会史角度对九边防御体系的梳理过程中，也对此进行了一些讨论。
（四）新疆、甘肃、青海地区。新疆自汉代以来就有大规模屯田，清代仍是重要的屯田区域，其中不乏屯堡。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指出，清代在新疆的八旗四营中，以锡伯营的屯田成效最为卓著，他们分筑屯堡，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成为当时新疆屯田之典范。唐智佳《清代伊犁锡伯营城堡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对新疆锡伯营的八个牛录城堡的修筑过程、概况、功能等进行了分析，认为乾隆时期锡伯官兵在从中国东北西迁至新疆伊犁定居屯垦戍边过程中，城堡的修筑发挥了重大作用，由开始的军事防御之所逐渐演变为锡伯营的家园。
甘肃、青海在历史上也是屯堡分布区。北宋治平二年，开始在河湟地区修筑堡寨，与西夏、番部争夺这一地区，大兴屯田则是解决这些堡寨驻军粮草补给的重要手段（杨文《试论北宋在河湟区域的堡寨修筑战略》，《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此后，采取弓箭手屯田与修筑堡寨相结合的屯田进筑政策，将实际控制范围渐次向吐蕃部落居地推进，从而加强了对西北吐蕃居地的开发（聂传平、侯甬坚《采造务、堡寨、弓箭手：北宋对西北吐蕃居地的开发与开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1期）。明代为保卫河西走廊，设立凉州卫、永昌卫、镇番卫、古浪所等，进行屯田，并依托堡寨进行防御（杨志勇《明代凉州路军事设施的修建及防御体系构建》，《河西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明朝还在青海进行屯垦、修筑堡寨，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有五个土族村落，是明朝初年河州卫屯田而形成的屯堡，称“保安四屯”，至今仍保留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服饰和习俗（当增吉《黄南保安屯堡文化及其特点》，《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屯堡作为一种历史时期的军事聚落，历史学视角是其中必然的研究基础，脱离这一视角，单纯的文化研究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20世纪80年代贵州屯堡文化进入研究视野以来，屯堡文化研究热潮已持续了30余年，成果不可谓不丰硕。遗憾的是，当前以“屯堡”为题的专门研究，从区域而言主要集中于黔中，从时段而言则主要集中于明代，其他区域、其他时期屯堡史的研究主要作为某些主题的组成部分来探讨，专门的研究仍有待深入。屯堡并非明代首创，亦非贵州特有，而是在历史时期的边疆地区大量分布的重要军事聚落。故此，中国屯堡史的研究拥有着广阔的空间。
1.中国历代屯堡史料的全面搜集整理与研究。历史时期的屯堡史料较为零散，散见于“二十四史”、地理总志和地方志、实录、明清民国档案、近代报刊杂志、照片、绘画、雕像、地图、视频、碑刻、家谱、契约文书、私人著述、口述史料、奏疏、方略、私家著述、文编、文集、诗集、年谱、笔记、日记、游记、考古报告、文物调查资料等文献中。在全面搜集基础上，运用文献学、校勘学的方法对相关史料进行系统整理和辨析，按照时间、类别进行排序，建立中国屯堡史料文献数据库，出版中国屯堡史文献丛书，将为推进中国屯堡史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2.历史学视角下的屯堡发展史研究。从时间上来看，屯堡之名早在唐代就已产生，唐代以前的若干屯垦军事聚落与屯堡在性质上也并不二致，宋元时期、清时期的屯堡也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更何况明代的屯堡研究也并非穷尽。今后应以整体性、长时段、系统性的研究视角，将屯堡发展史置于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进行考量，关注屯堡在各历史阶段中的角色和作用，系统梳理汉朝以来屯堡发轫、发展、兴盛、转型及融合的过程，归纳中国屯堡史的发展逻辑。
3.历史地理学视角下的空间分布研究。从空间上来看，黔中屯堡作为目前唯一集中连片分布的活态屯堡聚落群，至今仍保存着明代迁入时的诸多生活习俗和文化样态，故成为关注的焦点，云南、四川、青海、甘肃等地也有一些活态屯堡聚落。此外，屯堡遗址还广泛分布于湖南、湖北、广西、新疆、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辽宁等地；历史时期曾经存在但现在已无遗址留存的地区更多，历史时期的边疆地区曾广泛分布着屯堡。故此，应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各区域的屯堡进行深入探讨，运用GIS技术建立中国屯堡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对各时期屯堡在空间上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包括屯堡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屯堡经济区域性特点、屯堡文化的区域性特征等，进而总结中国屯堡演进的时空特征和规律。
4.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野下的边疆与内地交流互鉴研究。从研究视角来看，黔中屯堡人固然保留着许多明代江南汉人的文化、服饰、风俗与生活习惯，但如果将历史时期的屯堡看作是一个个“移民孤岛”就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了。除了现存的少量屯堡外，历史时期的大部分屯堡移民反而与所嵌入社区的百姓相互融合，成为促进边疆与内地融合发展的催化剂。以移民史角度切入，可以屯堡为窗口透视边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其中不仅包含了少数民族的汉化、汉民族的少数民族化，还有各民族的相互交融。贵州贵阳郊外的镇山堡，即为江西吉安府人李仁宇在明代入黔筑堡屯守，与当地班姓布依族女子结婚，其二子分别以李、班为姓传承至今，体现了屯堡聚落内的民族深度交融。以经济史角度切入，可以屯堡为窗口透视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经济建设与多类型经济的交流互动互补模式。一部屯堡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边疆经济开发史。国家通过屯堡建设，使大量移民进入边疆地区进行屯垦，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一些高产作物，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边疆地区的一些农作物和生产技术、劳动技艺也得以传入内地，促进了多类型经济的交流互动互补。以文化史角度切入，可以屯堡为窗口透视边疆与内地的文化融通，探讨中华文化认同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历史时期通过调动大量移民到边疆地区进行屯田，屯堡成为沟通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的载体，使中原优秀文化得以向边疆地区扩散，边疆地区的优秀文化因子也逐步被内地人士熟悉和接受，推动内地与边疆优秀文化的互鉴融通，相促相长，为中华文化认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