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雁南、项羽雯 | 知识权威与19世纪初的英国水文地理学
发布时间：2025年04月08日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4辑，第150-158页，注释从略。
英国在19世纪取得了水文地理学的全球权威地位。耶鲁大学贝尼克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航海图》里包含有一页手写的简介，其中提到“自从1840年至1843年的那场战争之后，通过与英国人的交往，中国人逐步意识到英国人所绘制航海图之精良。所以，现在许多中国的船长都在想方设法地搜寻英国人的海图”。如果说这些往返于南洋的中国船长属于“处江湖之远”，那么洋务运动前后士人和官方积极翻译英国的航海指南、航道图说等等，反映的则是对其先进性的普遍认识。根据日本中央大学石橋悠人的研究，水文测绘是19世纪后期日英关系里的一环，英国是日本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日本逐步从被动的协作方走向主动的一方，直至具有独立组织水文测绘的能力。一段时间以来，以成一农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地理学者超越“科学性”的陷阱，尝试更好地还原中国地图学的历史真实。而《地图学史》的翻译和引入，使学界能够全面地理解某些特征是属于中国所独有，还是存在于中、西等各方的人类社会普遍现象。不过，现有研究的关注点往往是落在最终成品（或因特殊情况而中止的半成品）上，而对过程性产品的关注稍显不足。潜在的问题不仅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有片面和单薄地解读历史的危险。世界地图学史告诉我们，直到18世纪末法国依然是引领地图学和水文地理学发展的国家。当时著名的制图师里法国人远多于英国人。为何进入19世纪，英国的海图就逐渐成为覆盖全球、并最终通行世界的权威？本文聚焦于19世纪初，以詹姆斯·霍斯伯格和作为知识交流平台的刊物《海军纪事》（The Naval Chronicle）为对象，探讨英国水文地理知识生产。对重点人物、期刊、机构等的分析显示英国水文地理学的知识权威是在一个长期的协商（negotiation）过程中逐步确立的，而不是先验的或任命式的。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以霍斯伯格为重点人物，但是这一协商过程中的参与者包括许多人员，难以一一列明。例如，在由《海军纪事》的往来通信所构建的地理知识流通网络中，出现在通信落款处的人名很多显然是化名。如今，若非长期且专门的研究，他们的真实身份几乎不可考。他们也不以地理学家或水文地理学家的身份名存后世。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19世纪初切实地推动了英国水文地理知识的进步，其深远影响至今依然不绝。1837年，英国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在其会刊上登出了一则讣告，内容大致如下：“与所有关心地理学中最重要分支之一——水文地理学的同仁一道，我们痛告东印度公司水文师詹姆斯·霍斯伯格船长离世这一几乎无可弥补的损失。当前我国关于东方世界各海域的知识，皆深深得益于霍斯伯格船长的勤勉、技巧和毅力。”詹姆斯·霍斯伯格（James Horsburgh，1762—1836）是苏格兰人。他出身寒微，祖上是鞋匠和渔民。16岁出海成为水手。1786年，他以东印度公司“阿特拉斯号”（Atlas）大副的身份，自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前往锡兰（今斯里兰卡）。然而，该船偏离原定航线一千多英里，在查戈斯群岛南端最大的珊瑚岛迭戈加西亚（Diego Garcia）触礁沉没。受此刺激，霍斯伯格意识到海图的准确性问题。此后，他在长年的航行中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和水文地理知识，甚至自费购买气压计用于观测。英国海军部于1795年设立“水文师”（hydrographer）职位及其办公室，它是英国海道测量局（United Kingdom Hydrographic Office，UKHO）的前身。在此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已于1779年设立了专门的水文师职位。早期任命的水文师多为既有航海经验，又具有制图、气象和水文地理知识的人。就制图的职责而言，他们类似于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聘用的制图师布劳家族。水文师的工作就是从船长们的航海日志、来自远方的通信、各国出版的地图等以当时标准可谓海量的信息中，提取出最可信的部分，将其展现在新的海图上。这些海图被用于贸易公司或海军的航行中，攸关生命、财产的安全乃至国家战略利益。1805年，霍斯伯格从广州回到伦敦，基于自己21年的观察记录和航海经验，着手撰写《印度指南》，分别于1809年和1811年出版了上下卷。这部经典不断被修订和重印，直到1864年仍有第六版问世，此时距离他离世已有近三十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称其自出版“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标准的航海参考书”，其质量之精良可见一斑。如果考虑到1805年就已经出版的《中国印度航海回忆录》，霍斯伯格对英国水文地理学的贡献可谓覆盖了19世纪三分之二时间。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法两国正在争夺欧洲主导权和全球霸权，《海军纪事》诞生于这段英国海军力量在全球部署和战斗的时期。它先是以月刊形式发行，后每半年编为一卷。作为一套半官方的出版物，《海军纪事》并没有将自己的目标受众局限于海军军官等从事航海事业的群体，而是指向了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民——无论社会阶层，只要对航海相关知识好奇，这份刊物就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正如其名“chronicle”所示，《海军纪事》将自己定位为记录海军事件的编年史，“记录”的使命感始终贯彻于期刊运作中：所有这些信息都会在适当的时候被分配到适当的位置。如果它们偶尔被忽略，那是由于历史事件的浪潮造成的。其中许多事件，如果不被我们的刊物注意到，可能永远不会被未来的历史学家们看到。正如我们已经在封皮上所说，我们必须在某些方面为后人着想。
在《海军纪事》所搭建的地理知识的仓库中，相当一部分的内容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包含水文地理信息的信件所组成，“为目前处于不完善状态的（水文）科学提供结构框架和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这的确是一个“以热心观察者们的勤奋和智慧为基础”的知识系统。《海军纪事》作为一个高效且值得信赖的知识传播平台受到肯定，一位未具名的科学界同行提到，他“总是非常高兴地阅读《海军纪事》月刊中的水文信息，感谢我们的水文师所提供的有用的第一手资料，若非如此，这些资料可能不会这么快到达（他的）手中”。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开始重视水文调查和数据收集。《海军纪事》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从事东印度贸易的人员也是《海军纪事》争取的对象，“在水文地理学方面，编辑们再次恳请所有的人，无论是隶属于皇家海军、东印度公司，还是商船，如果拥有关于任何礁石、浅滩或危险情况的信息，但尚未公布，请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海军纪事》的水文师，并说明其信息所依据的权威”。时任东印度公司水文师的亚历山大·达林珀（Alexander Dalrymple，1737—1808）对霍斯伯格多有提携，例如引见科学界人士、推荐领导测绘项目、帮助出版海图、提名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等。自1806年上半年首次在《海军纪事》上发表通信之后，“霍斯伯格”便在不同的语境下反复出现在此后绝大多数的《海军纪事》卷期中（表1）。在来自亚洲海域的信件中，霍斯伯格经常是被参考的唯一地理信息来源，展现出明显的权威性姿态。例如，180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发现号”（Discovery），在南海开展水文测绘活动。由于多变的海风，我们直到1809年4月末才抵达浅滩，自此，我们开始按照霍斯伯格先生的说法穿越浅滩的西部边界，但我们什么也没发现。不过，在5月4日，我们十分欣慰地看见了“伦敦号”印度商船（London Indiaman）在前往中国途中所发现的最西侧的浅滩。······（5月12日起）我决定前往寻找由“埃塞克斯号”（Essex）发现的浅滩群和岛屿群，但是在意识到我们已经穿过了霍斯伯格先生所确定的定位点之前，什么也没发现。表1 《海军纪事》各卷中直接涉及霍斯伯格的内容概况
在1812年第27卷《海军纪事》的水文地理学栏目中，再次刊登了第23卷中报告过的一起严重船只事故：1802年，“班加罗尔号”（Bangalor）在阿拉斯海峡（Alas Strait）撞上浅滩，船上的90人中仅19人幸存。之所以在事发近10年后又翻出这一悲剧，可能与1811年霍斯伯格出版的第2卷《印度指南》有关。编辑摘录了出自《印度指南》的详细描述，以补充“班加罗尔号”所遇浅滩的信息。从事故报告中可知，“这处浅滩曾经在旧荷兰海图里出现过，但近几年的海图中却已经不见踪迹”。而当霍斯伯格整理资料、落笔成书时，这一浅滩已经有了“班加罗尔滩”的名字。“贾格斯礁（Jaggers），或称班加罗尔滩，位于距离弗洛里斯岛（Flores）西北部相当远的地方，大约在南纬7°40′，不过对这处危险的经度和纬度的认识，似乎都很不准确。”虽然确切的经纬度坐标依旧未达共识，但霍斯伯格给出了该浅滩的大致范围和相对位置，并指出“班加罗尔号”所提供的定位过于偏西。
此外，在水文地理学栏目的正文没有直接引述的情况下，霍斯伯格所整理的岛屿名称、坐标、岛上情况等信息也经常被作为进一步补充和解释通信内容的资料，以脚注形式出现。它们或是提供了不同形式的岛礁名称，或是被同其他来源信息并置以丰富读者的地理信息来源、并由读者自行判断其准确程度。英国历史地理学家大卫·N. 利文斯通曾提到“地理学从来都是一门实用科学这一事实在其历史上至关重要，尤其是因为经验对权威的胜利被许多人视为实验科学在西方兴起的基础因素”。这一论断具有地理学史的乃至整个科学史的意义。霍斯伯格在他的水文地理学实践中，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经验对权威的胜利”。在1809年出版的《印度指南》前言中，他写道：通过指出其他航海著作中的不确之处，我已尽量避免引起任何出版商的不快；不过，我曾因一些普遍使用的海图中的不准确而亲历海难，我认为我有责任向其他航海者指出见到的错误，尽可能让他们避免经历类似的劫难。
那些往来东方海域的航海者们，或有机会发现本书里包含的错误，若能来信将发现示告，作者将受惠于此，并心怀感激地接收通信。
虽然他所掌握的知识在《海军纪事》中被广泛认可，但于航海者而言，其权威似乎并非不可撼动。同海图和指南等实用性文本一样，霍斯伯格所确定的地物坐标、航道或注意事项，在被依据的同时，也是被审视的对象。1816年，一位航海者前辈出于把航行经验分享给“不常在中国海域航行的航海读者（nautical readers）”的目的，将“布鲁赫号”（Blucher）从中国出发的航行日志提供给《海军纪事》。通信员细致琐碎地介绍了可能遇到的水流、夜间航行的注意点、浓雾天气等情况，最后的总结段则以“霍斯伯格的海图和《航行指南》是安全而可靠的导航”为结尾。可以想象，这位热心的航海者在海上一边参考出自霍斯伯格之手的海图和指南导航，耗时仅212小时便安全地完成行程，一边仔细地验证了自己所参考的信息之准确性，向其他航海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评估结果。除了对信息可靠性的检验，负责《海军纪事》水文地理学栏目编辑工作的水文师S也公开指出过《航行指南》的不足。1810年，“维吉尼号”（Virginie）在望加锡海峡东侧发现了一条靠近西里伯斯岛的新航道。这条英国船只从未使用过的航道不仅非常通畅，且相比西侧有浅滩的原航道更为安全。“维吉尼号”还对西里伯斯岛西岸的莱班尼湾进行了调查。在这则通信内容之后，水文师S肯定了莱班尼湾的意义，并指出当前信息缺失的情况，特别提到“西里伯斯岛几乎不为人知，即使在《印度指南》中，对它的描述也仅限于主要海角的地理位置，毗邻海岸几乎没有任何细节信息”。马修·弗林德斯（Matthew Flinders，1774—1814）发现《海军纪事》所摘录的《印度指南》存在错误后，通过刊物编辑向霍斯伯格本人转交了他的观点。在信中他称，“如果在这部作品中发现错误，因作者的良好声誉，错误（的影响）会变得相当有害”。弗林德斯曾被法军俘虏，健康严重受损，于1814年7月在伦敦去世。他死后，《海军纪事》在为他编写的传记中重印了这封信。这封信以及后续的通信，无不显示弗林德斯的礼貌和果决，以及霍斯伯格的虚怀若谷。我们无从得知他们是否曾谋面，但这已不重要，《海军纪事》的版面为他们提供了交流的场合，“这场友好争论在双方满怀着的对于对方的敬意中结束”。霍斯伯格不仅时刻准备着接收新的水文信息，他对自己既有认知的不足也从不避讳。在1814年，即第一版《印度指南》出版5年后，霍斯伯格坦言由于缺乏定期的调查，或没有得到充分证实的观察，好望角与阿尔戈阿湾（Algoa）的海岸线依旧没有得到正确的勾画，两处海岬即使在白天也难以区分，致使许多船只陷入危险。而对于这个尚无法通过更新海图或指南来解决的问题，霍斯伯格借《海军纪事》的平台，推荐了一份由常驻好望角、对该岸线颇为熟悉的船长所提供的灯塔建设方案。
弗朗西斯·培根从知识层面指出科学中的权威和自由的讨论可由科学方法、知识来源、科学理论、学习传统（the traditions of learning）、真理标准等维度组成。通过批评传统的“偶像式”权威，培根建立了一个新的权威概念——知识权威（epistemic authority）。权威转移到每个自我控制的个体，每个人都能自由地通过自己的感官和理解来认识自然，也能自由地、完全不受任何指责地以自己的能力来批判关于自然的既有经验和理论。然而，在承认权威的可质疑性之前，亦不可忽视权威与信誉（credibility）或信赖（trust）的关联。以培根为代表的新科学，视实验和批判性观察所产生的直接经验为生产知识和检验知识的基础。而当考虑到社会与空间因素在知识生产、传播和运用过程中的影响时，仅依靠个人经验认识世界的孤立状态的知者（knower），以及他所象征的怀疑主义，“在科学中发挥的作用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普遍”。斯蒂芬·夏平指出，知识的生产本质上是一项道德事业（moral enterprise），人们在认识世界时不可避免会依赖他人，因此需要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譬如“权威和信赖这样的概念”。查尔斯·威瑟斯通过观察17世纪晚期的地理实践者，证实了知识生产过程中建立信赖关系和协商社会边界（negotiating social boundaries）的必要性，地理工作者的信誉受到其社会权威、个人修养以及地位等因素影响。霍斯伯格与广大航海者之间的关系即体现了培根关于权威的新概念——每一个水文信息的使用者都有权予以质疑。在弗林德斯、霍斯伯格与编辑的互动中，亦可见声誉与权威所带来的知识广泛传播的影响力——错误的知识会因霍斯伯格权威性的背书而造成比一般人更大的后果。实际上，对于自己的作品被指出错误或不足等问题，霍斯伯格的态度不仅仅停留在坦然承认的程度，他甚至期待新的质疑出现。在写给弗林德斯船长的回信中，霍斯伯格在说明问题情况后，便向这位经验丰富的船长发出了见面交流的邀请，“任何时候你来到东印度公司大楼，我都很高兴见到你。在每天下午2点之前，我都会待在那儿的地图室”。就霍斯伯格的这次回应，以及《印度指南》多次修改再版的事实，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段文字并非虚伪客套的声明。航海实践奉行经验主义，在对19世纪30年代英国海军军官书写的航行记叙类（voyage narratives）文本的讨论中，凯瑟琳·安德森指出水文地理学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累积的话语（discourse of accumulation）”，其发展遵循着整合、监督和修订的逻辑，而非由新奇或新发现所推动。霍斯伯格在被信赖的同时，又为每个使用其海图或指南的航海者审视着。这种无差别的验证或修正行为，意味着权威完全属于“累积的话语”范畴。质疑和修订不仅不会解构权威，而是其维持权威的内在需要，本质上也是权威之所以为权威的原因。英国皇家学会的格言Nullius in verba（意为：不轻信任何人所言），体现了受到培根式经验主义哲学影响的深深印记，强调经验而排拒对权威的盲从。“18世纪皇家学会作为英国科学网络的计算中心（Centre of Calculation），它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更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科学文化空间的演变。”追求精确性的“启蒙时代”被认为“有很多理由将之命名为第二个伟大的发现时代”。本文初步讨论了在这一时代知识权威是如何确立的。但是，在那个时代像霍斯伯格这样经验丰富的船长并不少见。除了个人的勤勉，达林珀的提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支持、《海军纪事》提供的平台，才是霍斯伯格较之一般航海者所拥有的特殊优势。《海军纪事》的编辑、通信员、水文师极力搜罗各类信息，强调信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并以中立、包容的态度，广泛采纳不同观点，鼓励开展友好的讨论。《海军纪事》在建构地理知识仓库与实现地理知识传播的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同皇家学会在英国科学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一定的可比之处。19世纪初的近代水文地理学处于一个转型期。以达林珀为例，他曾经担任英国海军部首任水文师，但他并不是军官。随着战事发展，达林珀于1808年被海军部火速辞退，愤郁而终。接替他担任海军部水文师的托马斯·胡德（Thomas Hurd，1747—1823）以及此后的历任水文师，无一例外均是海军军官。像霍斯伯格这样因多方面的因素而被认可为英国水文地理知识的权威，可谓罕有其匹。不过，他所服务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很快从辉煌走向了没落。此后，水文地理学的权威性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利益的指导和军事纪律的规范。以英国海道测量局为代表的更为专业、更加系统的水文地理学，服务的是国家而不是贸易公司的利益，测绘范围覆盖了全球。它取代了一度存在的像霍斯伯格这样的平民而非军人也能参与其中的水文地理学，组织机构上也成为其他的后发国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但是，不能因为后面这一点，就忽视或否认水文地理学曾经是一项既平民又文明的事业。
